老编先说这是一篇读者去年投稿的纪实好文章，老周浦被称作“红房子”的老屋有好几处，今天推出的是原“东城隍街”60号的红房子。伯仲叔季先生将这处红房子的地理位置，来龙去脉，房屋结构介绍的一清二楚，同时将房子主人，租户及左邻右舍均娓娓道来生动形象，读来亲切感人。
作者介绍
沈先生笔名伯仲叔季，年周浦中学毕业，入西安交通大学无线电系学习。
由于文革一直在外地工作，93年5月调回上海工作至退休。
红房子
伯仲叔季
儿时，周浦镇西有一座城隍庙，门前的东西长街就得名为“城隍街”。
城隍街东起南北向的陶家弄、瑞安桥堍，西至后来的周西乡梓潼村东界。长不足千米的城隍街又被沪南公路将其分割为东西两段，分别称为东城隍街和西城隍街。“文革”中，被认定为是“封建迷信色彩”的“城隍”二字，当然逃不过革命小将的火眼金睛，东西城隍街分别被改称为东大街（含原陶家弄以东的北大街）和西大街。
城隍街临市河周浦塘北岸而建，处于城隍街边七八百米长的河段上，自西向东有汇龙桥、泰安桥（俗称司仪桥）、寿安桥，瑞安桥和李将军桥。
城隍街原先是不足一丈宽的石条路，大跃进年代“街沿石”（侧石）被作为炼铁原料（石灰石）统统喂了土高炉。六十年代初为埋入自来水管道石条路被水泥路替代。
城隍街沿街两边是参差不全的楼房和平房。平房里住的当然是平民，楼房基本上是一个格调：临街一侧多为平立面，二层外墙是经风吹雨淋发黑的木板墙体。沿街的几处高墙深院，应该是有钱的大户人家。靠河一侧虽为简陋的民居，但也有其特色：一部分房舍靠木柱或石柱支撑伸入市河上方。这种建筑在那时流经周浦的市河边和江浙一带到处可见，被形容为“枕河人家”。
一东城隍街60号
东城隍街60号是周浦夏家姨太太的住宅。我家是60号里的第一家房客，我出生在60号，从小到大我在那里渡过了18个春天。九三年我们调回上海时，又在里边住了五个年头。
60号不是一间或一排房子，而是一个院落。网上说，这种院落的专业称谓是“石库门里弄”。它属于清代建筑。
60号的门面不是一堵墙，而是一栋以大门为轴对称的三开间二层砖木结构楼房——“门面房”。朝街一面的外墙是用白灰勾勒的红砖清水墙，因为整条东城隍街上只有60号的门面是红色的，所以大家都称60号为“红房子”。
红房子的大门那部分，从上到下向外稍有凸出，且作了“中西合一”的特殊处理——两边分别是砖柱，砖柱上部表面是花篮形砖雕，两砖柱之间是用花岗岩石条组成的门框和过梁；门框中夹着两扇看起来十分沉重的黑色大门，大门上装有铜质的铺首和门环；从门框到屋顶分别是弧形红砖装饰条、镌刻有“會稽世第”四个繁体阳文的长方形石匾。照片上面的那扇“老虎窗”是住户自说自话开设的。
可以肯定，建造红房子时，西洋风格至少在江南一带也已被国人所接受，而“會稽世第”四字传递出的信息应该是“会稽山（今属绍兴市）世家门弟代代相传”的意思，难不是房东是绍兴人氏？
二走进红房子
红房子前后一共有三排楼房和三个天井，沪上称有三个天井和三排平行房屋的宅院为“三埭进深”，进深越多，说明该户人家越体面、富有。不用考证，红房子就是富人家的私宅。
红房子的两扇黑色大门白天总是开着的，走进大门便是厢门间。
厢门间宽约一丈，总进深在2丈半左右。厢门间地面是光滑的浅黄色水磨石，顶部是二楼的木质横梁与楼板。也许是为了“禁慎”，厢门间里还安装了一堵由四扇木门组成的隔断，其中三扇插有门闩而常闭（如有大件要进，则可打开），唯有东侧一扇装有“思拨灵”锁，白天畅开夜间上锁。
隔断位于厢门间5/7进深处，将厢门间分割成外大里小的两个部分。外面的两侧是半截砖墙，砖墙上安装着可拆卸的浅灰色刷板；里面的两侧是东西厢房的房门。
走过厢门间就是大院的第一个天井，很小，充其量十来个平方。东侧是上门面房二楼的楼梯间，西侧的一排简屋后来被住户当作厨房。
走过天井，上两个石台阶就是一堵开有大门的高墙。明眼人一看就懂，高墙内外的居住人是有等第之分的。
跨过大门就踏进了红房子的第二个天井。天井呈东西长南北窄的矩形，水泥地面。东面是隔壁张家大院楼房的西山墙，西面的高墙外是杨家的宅院。沿南面高墙大门的两侧，对称地建有两个五六十厘米高的花坛，花坛里种有绣球花、樯微花、鸡寇花、天竹等。
天井东起约2/5处，两垛砖座将院子分为东西两个区域，垛砖座上各放着一个土黄色的大缸，大缸里种的是荷花，大缸边还各套有一个圆柱形的“铁条笼”，“铁条笼”可有效地防止长大后的荷叶和荷花倒伏。花季里，连同花坛里的其它花卉，整个天井煞是好看。
红房子的第二埭楼房座落在天井的北面。二层、“三开间”，当地人称作为“三上三下”。楼房第二层南墙与第一层的南墙不在同一个立面，而是缩了进去的，所以二楼的进深要比一楼小几米。
一楼东西两边的房间各有四扇面向院子的本色木门，门的上部安有三块竖向排列的玻璃，玻璃周边是波浪形的木边框。
二楼的窗户都是古色古香的花格木窗——就连插销也是木头的，其透光的部分是用“蚌壳”制成的薄片。这种窗在浦东一带被称之为“蚌壳窗”。
楼房东边的上下两间由房东居住，外表与西边的相同，但室内装修则另有一番景象：至少是一楼（没去过二楼），除了地板，墙壁装有护墙板，墙板和天花板（二楼地板底部）都刷有浅黄色的油漆。而西边我家住的，一楼的地板高低不平，墙上也没有任何装饰，房东还将一楼的北面隔出去了一间六七平方大小“储藏室”。
楼房中间是客堂。客堂的大门由多扇与东西厢房相同的木门组成，木门与二楼南侧墙面处于同一立面，所以客堂门外有两米来进深的廊房。
客堂明显比两侧的房子要宽敞得多。深处，是一堵板墙，板墙上早先挂有字画。紧靠板墙，是一张长条贡桌，贡桌前是一张围有桌布的“八仙桌”。顶部是漆成黑色的横梁和楼板，每根横梁的两头各装有1只圆椎形的黑色小球，父亲告诉我，那是“灭火瓶”，但直至现在，我也不懂那瓶是如何起灭火的作用。
客堂板墙西侧开有一扇进入后埭天井的小门，所以客堂也是个过堂。
跨过小门是一个小过厅，迎面是进入第三个天井的四扇本色“蚌壳门”，左手是房东家“储藏室”的门，右手是房东家的后门和上二楼的木楼梯，楼梯底下部的斜面空间，十几年后隔成为我家的厨房。木质楼梯只有一个折弯，坡度不算太大，楼梯的顶部还装有一扇与楼板平行的“楼梯门”，据说，人上去后放下“楼梯门”插上梢就能阻挡强盗和小偷。
第三个天井是红房子里最大的天井。天井的一大半立有木质的晒衣架，西侧靠墙的小平房曾经是房东的厨房，东墙外是张家大院的后院，东南角是一眼水井，在自来水尚未面市前，井边是整个宅院淘米洗菜洗衣的地方。
第三埭楼房是整个大院最好的房子。“两上两下”两开间布局，开间和进深都比第二棣楼房大得多。
一楼。一楼的房间也都是缩进去了的，外侧靠天井东西向排列有三根下部为石台座的方形木柱，连同二层楼板面，形成像大城市的骑楼一样的格局。室内外地坪铺的都是十分考究的四方青砖，青砖之间用石灰勾缝，平平整整，走上去十分舒服。
二楼。二楼的装饰极为细洁漂亮，南北向穹弧形的顶部是用小青砖挂面的，两侧的墙面上还装有挂镜线，两道可开启的花格木门可将室内空间有机地分割开来，花格门、地板和墙面的护墙板，刷的全部是紫红色的油漆，整个房间显得十分华丽。
一楼的西侧留有一条宽不足1米、通向后院的狭窄通道，由于光照不好，小时候即使是大白天走进去，也总有点发毛的感觉。
经过长长的窄弄，右手一拐就进了后院。后院的东西两面各是一排三上三下的二层简楼。抬头上望，由于两屋檐之间的间距很小，所以形成了尤如“一线天”的景象。楼房之间是用竖砖铺成的通道，但由于间距窄小，采光不足，路面潮湿，满是青苔，即使是大晴天，脚下也得留个神。
简楼的底层应该是伙房、佣人的宿舍和堆放杂物的地方，但简楼的二层是作什么用的呢？由于上简楼二层与上第三排楼房的二楼共用一部楼梯，所以可以肯定简楼的二层是为主人设计的：或者是堆放杂物的空房，或者是供客人临时休息的住房。
走过简楼就是高高的后墙。后墙西侧开有货物和佣人进出的宅院后门，门上包有厚厚的镀锌铁皮，铁皮上还钉有许多铆钉。后门常闭，白天也只有住后院的人进出。门外是一片开阔的场地，场地北侧有一栋三层“回”字形的漂亮建筑，住的是戴家。
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红房子的排水系统，但记忆中即便发大水，红房子里也没有出现过水漫金山的景象。
红房子虽然是私人宅院，但周浦刚解放那阵子，曾住进过解放军的一位首长；五十年代，整排门面房是“浦东电灯公司”的办公地；六十年代，“车站居民委员会”进驻门面房底楼东边的一大间，厢门间里还是第二次人口普查的一个点；文革期间，门面房二楼住进了房客，客堂间隔成住房，后院里也陆续搬进了一户户新的房客，“红房子”就这样被一点点地被蚕食了去。
三房东
我家住进红房子时，东家是母女俩。老的应该是“户主”，大人们称她为“八太太”。小的是八太太的“女儿”，年纪轻的叫她“夏家婆婆”。夏家只有三房太太，八太太是夏家的“二房”，那为什么称“八太太”？母亲也说不明白，唯一的也许：八太太在娘家排行老八。
我曾问起，为什么俩位老人不住进条件更好的第三埭楼房里？一种可能：上下第三埭楼房要兜一大圈，这对缠着小脚的“八太太”来说就比较麻烦，加上楼上楼下的房子开间太大，两个老人住在里面有点空荡，特别是冬天。但最大的可能，是因为第三埭楼房的“业主”不是“八太太”，而是夏家的“三房”。
我曾去过“八太太”家的一楼，对两位老人有点印象。“八太太”的视力不佳，两只眼睛看上去都有一层白膜，按现在的说法患的应该是白内障，但听觉尚可，用不着大声对她说。老太说话也总是小声小气的，给人的印象人挺随和。
老太长年待在室内，天气晴好时也至多坐到门边，从没见坐到天井里来，所以头发皮肤都雪雪白。
夏家婆婆人很瘦，还有点驼背，说话嗡声嗡气的，应该是患有鼻炎。夏家婆婆是家中唯一能走出走进的人，每天上街买买东西，在家捡捡菜、烧烧饭。她们家的炊具似乎都是小一号的——吃的少，气力也不够，一些粗活重活常有人来帮忙，比如搬煤球煤饼之类的事。
母女俩十分“神秘”，除了房客缴房租时说上几句，从不主动与房客多说一句，但两位老人与房客之间相安无事了几十年。
但，好奇的是，“八太太”身边一直没有人照应，除了一位姓孟中年女子隔些日子来上一天外，很少有其他亲友来往。母亲告诉我，夏家婆婆不是“八太太”的亲生女，而是夏家三房的孩子。“八太太”因为没有子女，所以将夏家婆婆像男孩子一样“立嗣”（过继）过来的，而孟姓女子实际上是夏家婆婆的亲生女儿。
好奇的是，夏家是周浦有名的“工商地主”，解放后夏家在周浦的其它宅院都被没收，按常理红房子也该一并“共产”，两个老的也早被斗得死去活来。但解放这么多年，红房子连同两位老人却没有受到过一丝冲击。
好奇的还有，“文革”前，老俩口至少可靠房租来维持生活，但“文革”开始不久，除了她们自住的一上一下外，其余的房子统统被转到房管所名下，房东身份也随之被革了去，那她们娘俩的日子咋个过？母亲说，夏家婆婆还有一个叫蓉的女儿，早年参加革命，解放后在“航空部”工作。噢，明白了，夏家婆婆的下一代中有在共产党内做官的人，所以夏家婆婆有革命的成份！
“八太太”与夏家婆婆相继在文革后期过世。九三年我再次住进红房子时，她们的房子里住着赵姓小夫妻俩和一个小男孩。母亲说，小赵是“八太太”的“外孙”，是唯一“有据可查的”继承人。“八太太”的外孙？我一头雾水。
四不多的记忆
红房子是我成长的摇篮，也承载着我童年的一长段印记，这种印记应该是无法被抹去的，但有的记忆犹新有的却隐隐约约。
隐约记得，母亲曾告诉我，解放军攻打周浦的时候，我们躲在客堂间里的八仙桌下。任凭外面枪声大作，我仍不停地吃着手中的蚕豆。那是四九年的五月我快三岁的时候。
枪声停止，周浦解放，部队就地休整。汽车站附近和靠近汽车站的东西城隍街一带成为驻扎部队的首选之地。很快，隔壁张家大院里住进了一支队伍，寂静的红房子大院里每天能听到起床、开饭、睡觉的号子声甚至剁肉炒菜的声音。
母亲说，解放军本来也想借用红房子里的房子——从第三棣一直到后门的全部空房子，房东没答应，解放军也没办法，因为房东是“革命的”家庭。但最后还是达成了只借一间的协议——腾出我家一楼的房子，我家搬到了从来没有出借过的第三棣房子底楼最东面的一间。没想到住进来的只有一位解放军，还是个挎着驳壳枪的。我常一个人悄悄地走到解放军的房门口向里张望。解放军叔叔总是笑咪咪地看着我，打个招呼，有时还会给上一块糖。
我想起，红房子里只有我们一家房客的时候，后院里有我们家的一间伙房。每当毛豆上市的时候，母亲就会加工“炽豆”。“炽豆”的加工过程看起来十分简单，就是利用灶肚子里的余火，将剥好拌过盐的新鲜毛豆放在筛子里慢慢地烤熟。其实控制温度和掌握烧烤时间是要点经验的。“炽豆”绿里带黄，脆又好吃，这种手艺不知有没有得到传承，或者叫了个现代的名字。
我又想起，每当快过年的时候，母亲常会请糕点师傅来家里做蛋卷。家里按师傅的吩咐准备好鸡蛋和面粉，师傅带上做蛋卷的器具——炉子和几把头上是大圆铁片的夹子，先将面粉和鸡蛋打成厚厚的面浆，然后用勺子将面浆摊在大圆片上，夹上夹子，放在火炭上正反面一烤，大半天功夫就能做成好多好多的蛋卷。
我还想起，父亲在南汇工作，每周六才能回家，所以母亲参加工作后，整个大院白天就剩下我一个小孩子，好在那年代没有电器、煤气那样“害人”的东西，但一个小孩孤零零地待在房子里，你说有多苦脑。于是母亲不得不让刚过5岁的我上了学，并且中饭要去外公家吃。可晚上咋办？要么住外公家，要么回家住，只有两种选择。每当母亲晚上外出开会，若大的红房子里只有房东母女俩和我三个人，静得不要太吓人。没办法，我让母亲将我反锁在屋里，就是这样我仍提心吊胆地不能好好地入睡。现在想来，我胆小怕事的性格，也许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慢慢养成的。
有两个小故事倒记得十分清楚。
一是关门的故事。红房子的“安保”工作可以说是令人放心的，高墙大院，只要前后门一关，谁也孬想进来。房东也说了，夜间前院后院的两扇大门都得关上。后门好说，夜间关上就是，但前门呢？总是有晚回来的——或者出去开会，或者看戏看电影。让房东老俩口去关是不现实的，只能由各家派人轮流去关，但关键是不知道谁最后一个回来。规定一个关门的最晚时间也不行，总会有特殊的原因到点回不来，到时如何是好？一筹莫展。
后来，我父亲想了个十分简单的办法，解决了关门这个“复杂”的问题：按住家户数，制作了若干块带孔的小木牌，一面写上各家的姓氏，另一面空白着。将小木牌一一挂在厢门间的刷板墙上，白天小木板全部翻成空白面，晚上出门时随手将小木牌翻成有姓氏的一面，回来后再翻成空白面。如此，只要看到墙上还挂有姓氏面的木牌，说明还有人未归，如果其他家的都成了“白板”，那自己就是“最后一个”，就得将大门关上、插好门闩，锁上隔断。这一办法，一直延续到“文革”前。
二是抄火表的故事。上海人将电度表称为“火表”。红房子解放前就有电灯和火表，但直至五十年代末，百姓家中根本没有说得上的家用电器——熨烫衣物的烙铁还是用火烤的；有“无线电”的也屈指可数；电视机开始面市时也只有公家有。所以，电对绝大多数人家来说还只用来照明，用的还都是15W、25W的低功率白炽灯。
因为居民的用电水平有限，所以往往一个大院甚至一个弄堂只装一只共用的火表（总表）。红房子住户少的时候也只装有一只火表——装在房东房子的外墙上。电灯公司每月抄表后，电费平均分摊一下就是。
随着入住人家多了起来，分摊电费一事就出现了矛盾，虽然没有发展到吵吵嚷嚷的地步，但私底下总在说，无非是谁谁谁家人多、房间也多、点的灯就多，平均分摊不合理。说法有点道理，但如何解决谁也说不出来。于是“惹不起，咱躲得起”，各显神通自己买“小火表”装“分表”。所谓“小火表”，就是供电公司认可的小功率火表——核定“安倍数”得小于总表，小火表当然得由供电公司安装，但安装的位置则由各家自个确定，像我们家和陈家，小火表就装在总表旁边，而其他人家，则都很自然地装在自己家里。
分表是装了，但电灯公司只抄总表是不管分表的。那如何将各分表上的用电数合计起来呢？自报的办法被断然否定，商量结果由各家轮流抄表。但想不到的是，第一次抄表就出了事——反复几次，分表加起来的用电数小于总表显示的电度数，只能将多出来的大家平分。以后数月，月月如此，大家就怀疑谁家在窃电，但窃电得剪掉分表上的铅封，谁有这个胆量？后来向抄表师傅一打听，才知道线路长、天气潮湿都是要“跑电”的。原因找到了，也有聪明的提出按用电量的多少分摊多出来的电费的办法，但文化程度不高的大叔大妈们咋能知道“加权平均”？所以，多出来的电费平摊的方法一直继续了下去。
其实，那个年代，居民每月的用电量也就是三五度电，十度八度算是“用电大户”了，但家家都不富裕，往往几分一毛钱就是一天的小菜钿，所以对平摊斤斤计较。改革开放以来，居民的用电水平一年比一年提高，电视机、空调机、电热水器、微波炉、电饭煲、电熨斗等家用电器早已进入普遍家庭，所以，即使在老式公寓房里，分表也早已淘汰，每家装上的都是三四十安倍的“大电表”，邻里之间为用电而不开心的时代早已经过去。
五左邻右舍
我对红房子两边街坊左邻右舍的记忆已经十分淡薄，所以只能说个大概。
左邻。“红房子”东隔壁是“张成大”中药店老板家的大院。周浦刚解放时，后院曾驻过解放军部队，以后陆续搬进了顾家等好几家人家，说明后院早已划归公有。
靠街的一排二层楼，住着张老板的三个儿子，老大住东，老二住中，老三住西，讲究的是中国的传统。老大的儿子是我小学的同学，也是经常在一起玩耍的好朋友。但上中学时就开始按“成分”分配，所以他上的是民办“八一”中学。初中毕业后就参加了工作，去的好像是海洋渔业公司，数年后调回周浦“运输五场”工作。
张家大院街对面是一排长长的旧平房，里面住的哪些人家实在无法记起，印象中最东头有一户三口之家，靠男的给人画肖像（不是画速写，而是按客户提供的小照片画成大肖像，相当于放大照片）维持生计，那女人嘴巴厉害，经常为家里的琐事与男的争吵。
张家大院隔壁的二层楼板墙上，隐隐约约有某某银行的字迹，楼下曾经是一爿加工出口苏联的女式海富绒长大衣的工场。工场隔壁是一个字号为“冯仁兴”的店铺，前店后厂，加工生产柜、厨、台、床、箱等嫁妆甚至棺木，生意相当不错。虽然那种式样和质地的嫁妆现在的使用价值已不大，但应该是极佳的收藏品。冯家长子也是我小学的同学，初中上的也是“八一”中学，但后来考上了周中，所以我们俩也是高中同学。周中九十周年校庆时碰到了他，说是从市属“前卫”厂退的休。
紧贴“冯仁兴”的是一家竹木社，专门制作水桶、马桶、锅盖、水勺、篮头、筛子等竹木制品。竹木社隔壁是铁业社，整天发着叮当声，烧红的铁片（块）被打制成锄头、镰刀等农具和铁箍、铁链等日常用品。这些纯手工活在周浦早已见不着了，但在枫泾、乌镇、同里等水乡小镇，以“民间手工艺”的形式得到了很好的恢复，虽然用材和质地比过去的差得远了，但价格不菲，一只小竹篮要卖到四五十元。
铁业社旁边是一条通向朱家宅的长弄，弄堂东侧的高墙大院里，住着周浦有点名气的画家张，我表弟就住在长弄深处的朱家宅内。高墙大院大门的正对面就是寿安桥。
右舍。
红房子西与店号为“杨同兴”的染坊相连。“杨同兴”是一家方圆几十里有
点名气的作坊。那年代，农村家家户户自己种棉纺纱织布，所以染坊的生意是很好的。由于小店有点名气，所以“杨同兴”还是这一街区的一个“代邮点”，邮递员将邮件放在店里，居民也在这里寄信、取邮件。省了不少心。
“杨同兴”也是标准的前店后厂，我曾经进去过后面的加工场，那里，不是一口又一口的大缸，就是一格又一格的水池，纱或布从一个缸（池）取出，又放到另一个缸（池）中，满屋是水汽和刺鼻的味道。没有机械设备，全部劳作都靠手工，就连“绞干”这样的活，也是由工人用一个类似十字架那样的工具完成的。工人们虽然戴有橡胶手套，但还是满手颜色。
“杨同兴”的店门是“排门”。“排门”是江南一带常见的店门，由一块块三四十厘米宽的木板组成。开店时，顺着门框上下的槽子一块块地卸下，并按顺序堆放好。关店时则一块块地依次装上，然后用一根长木、几枚铁插销将排门固定。“排门”的使用虽然没有现时的卷帘门那样方便，但肯定也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杨同兴”店门前是架在小街上方的廊棚，每当刮风下雨就成为路人息脚的地方。廊棚前是一块空地，空地上有专门晾晒染好的纱或布的木架。空地右前方是下到河边的水桥，下水桥就是“杨同兴”的码头，码头上的常客是来“杨同兴”加工纱或布的远乡农民和下河用水的街坊四邻。这水桥无形中发挥了良好的“社会效应”，但看到一股股红红绿绿的废水从水桥边的阴沟里排向市河水中，心里总感异样万分。因此尽管那时还没人晓得什么污染、癌症，但避开有色的河水就成了众人下意识的选择。也因此只在每天清晨作坊开工前，水桥上才挤满了淘米洗菜和洗衣的妇人。后来镇上有了自来水，“杨同兴”店铺门前的空地上安装了公用水笼头，水桥从此就空闲了下来。
“文革”初期，“杨同兴”老板被“吓死了”，“排门”当作了它用，门面被砌了墙装了窗，成为一家托儿所。但杨家大儿子一家仍住在后院，只是他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再去支撑那个曾经红遍方圆几十里的染坊。
肯定地说，像“杨同兴”这样的手工染坊是值得重视的，因为，它不仅是小镇经济发展的历史象征，也是民族印染行业的典型代表。保护好（不是重操旧业）这样的手工作坊，让后人了解旧时手工印染的生产过程，以及民族印染业的发展过程，应该是对历史的一种尊重。
肯定地说，随着印染工业科技的发展，像“杨同兴”这样的民间手工染坊的生存空间将越来越狭窄，最终必然会退出市场。但“杨同兴”的迅速衰败并不是由于经营不善，或者遭市场淘汰。这应该是基层政府必须认清和检讨的大是大非。
“杨同兴”西隔壁是“剃头店”。店主姓陈，扬州人，脸上有“麻子”。扬州三把刀，菜刀、剃刀、修脚刀，陈老板就凭一把手推子一把剪子一把刮脸刀和烂熟的手艺，支撑着全家的今天和明天。当然，去他家理发的大多是附近或乡下来的老人——至少我从来没有去过，因为，无论给多少人剃头，洗头擦脸始终是同一条毛巾。
陈老板的老伴人高马大，别号“长脚妈”，在镇“清洁所”（环卫所)工作。每天清晨处理好规定地段居民们放在路边的马桶是她的责任——开始是用“专用”竹框将马桶挑到指定点，顷倒、洗净后再送至原位。后来有了手推粪车，先就地顷倒干净，再送清洗点清洗。虽然干的是苦力，但她不以为然，邻居们也从不另眼相看。
剃头店的隔壁是一个被称作为王家厅的大院，里面住着我女儿小时的“保姆”“杏花奶奶”。王家厅一直是居民夜间“听报告”的场所。
再向西就是一条狭长的“观音弄”，弄口西侧街面的二层楼是历史名人贾步纬的故居。贾步纬，清代著名天文历算家，精通英文，毕生贡献于译书事业，也是中国引进西方计算器的第一人。
“观音弄”北口东侧，就是戴家操场。戴家操场的南侧就是“杨同兴”的后院和红房子高高的后墙。
剃头店对面是加工“周浦羊肉”的“羊肉庄”。主人姓谢，生意也很好。每天深夜走到街上，总会闻到一股煮肉的香味。但九三年我调回家乡时，见到他家从新疆返回的儿子却在卖猪肉。不用问，“羊肉庄”已经失传。
过“羊肉庄”几步是一黄姓裁缝铺，他家的女儿也是我小学的同学，但现在已没有一丝记忆。再过去几步，是托儿所里做饭的阿姨的家，姓啥名啥连母亲也一时想不起来，但还记得她的退休金比当所长的我母亲高，还享受书报费。
六红房子没了
从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红房子里陆续住进了沈、廖、曹、张、陈、乐、唐和赵家等十来户人家，除了三个天井，第二埭的客堂间和后院的伙房都住进了房客。最后连宅院的前门后门都被敞开，红房子成了路人抄近路的弄堂——那时候红房子的门牌号是“东大街弄”——的的确确就是个弄堂。
红房子算得上是平民社会的一个缩影，里面住着的几十口活生生的人，除了家庭人员之间偶尔发生些小矛盾外，相互之间从来没红过脸吵过架。
红房子在“老镇改造”的热潮中被全部拆除。不幸的是，竟然没人想起为红房子留下个遗容；有幸的是，家中还保存着几张留在庭院里的身影，更有幸的是，若干年后我从网上意外地发现了一张红房子大门的照片。
红房子不是名人古居，或者也不具有多大的研究价值，但却多多少少承载着周浦的历史和文化——好的建筑还常被形容为具有诗一般的史书。
其实，在周浦，除了红房子外还有许多保存完好的古旧建筑，比如东大街、西大街上的两处解放军家属大院，虽然没有红房子那样大的进深，但带阳台的楼房和设计得很别致的花园，甚至比红房子更有特色。再比如宁波会馆、傅雷故居、原周浦乡政府办公地、夏家的另几处大院、东八灶周边孙家的几处地产，连同仁和典当、米厂、码头、钱庄等都是很有历史韵味的建筑。而三阳弄、油车弄、椿庄街、衣庄街、竹行街、中大街、小云台街等街区，则是周浦繁华史实的代表。保存好这些“古董”，既反映了国人对历史和文化的尊重，也彰显了这个民族内在的素养。我真想为“历史周浦”鸣冤叫屈。
红房子已经没了，邻里们也早已各奔东西。时至今日，长我一辈的都谢世了，健在的也一年比一年苍老。欣慰的是，这么些年了，相互之间偶然遇见，总会站一会问长问短聊上几句。如果有机会将曾经住过红房子的大多数人召唤在一起，那一定能有声有色地回忆起一桩桩有关红房子里的人与事。
我出身在周浦，但六四年高中毕业后就离开到了外地，直到九三年才调回家乡。所以我对周浦的了解不深，也讲不出更多的过去，但对红房子的记忆相当饱满，且很有点细节，但由于文笔所限，无法描绘出宅院的富丽。
不过，我的目的是想通过对红房子的叙述，告诉有机会阅读的朋友，像红房子这样的宅院，在周浦应该不少。遗憾的是，这些很有保存价值的大院房舍，不是在那场大风暴中被破坏，就是在旧城改造中被摧毁，令人可惜万分。
历史的周浦已被周浦的历史所淹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