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家人离开古巴之后，定居在纽约皇后区的一条街道，街道两边林立着六层高的红砖楼房。每栋楼前成块的草坪都用铁链做的栅栏围起来。插在地上的牌子上写道：“请勿践踏草地。”这句话也许是我学的第一句英语。
在鸡蛋花和大王棕榈树的遮蔽下，被海水浸湿的哈瓦那街道已经远去；我母亲所梦想的曼哈顿的流光溢彩和高楼大厦也已经远去。虽然妈妈认为皇后区的那些砖楼很丑，但是她不敢说出来。我们追随她姐姐西尔维娅，妈妈一直仰仗她。就在古巴革命前夕，我的姨妈西尔维娅嫁给了我的姨夫比尔，一个美国人，然后就搬进了其中一栋砖楼。
许多年后，妈妈才承认，我们登陆美国的地方令她大失所望。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家人可以团聚。父母、莫里和我住在六楼的一套公寓。西尔维娅、比尔和我的表弟丹尼、表妹琳达，住在四楼。巴巴、赛德和我的舅舅米格尤尔住在三楼。我的舅舅那时有十七八岁。
我们几个孩子自由地在这三套公寓里进进出出，好像没有大门把它们隔开一样。
我是四个孩子中最大的，比莫里和琳达大三岁，比丹尼大两岁。我也是第一个去上学的孩子。
因为我不懂英语，我突然发现自己无法和同学交流，所以我特别难受。回家之后，我就要求玩上课的游戏。在我虚构的世界里，我可以模拟上课的环境，我可以掌控一切，而不是成为失败者。因为我是唯一一个知道学校上课情况的孩子，我坚持要充当老师；莫里、琳达和丹尼就是我的学生。
在6岁上一年级的时候，我觉得自己长大了。作为一名移民儿童，我对玩具娃娃没有兴趣，也可能是失去了信心，所以恳求父母给我买了一块黑板。爸爸对此一点也不热心，但是妈妈替我说话。最后，他们给我买了一块摇摇晃晃的黑板，带有一个放粉笔和黑板擦的抽屉。正像我的真老师一样，我有一个装满金星的信封。如果我的“学生”在班里表现好，做好“作业”，我就把金星贴在他们的作业本上。
琳达得到了所有星星。她很听话，莫里开小差，丹尼不安静。最后，这俩男孩合伙破坏我的课堂，完全不守规矩，真是没有办法。尽管我吓唬他们，永远不会给他们金星，他们也不遵守纪律。
现在看着我那时的照片—似笑非笑，头发凌乱，真是令人不堪回首。我穿着下垂的齐膝长袜，一双大了一码的黑白皮便鞋。我的方格花纹裙子带着凸凹不平的下摆。妈妈把它卷起来，用针松散地缝好，等我长高后，再把裙摆放下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喜欢谨慎地把衬衫一直扣到领口，都有点勒我的脖子。我看起来有点像一位衣着过时的教师。
我最后真的成了一名教师，但是我为什么还感到惊讶？当我不在路上的时候，我站在教室前面给学生上课，我的教学工作足以负担我的旅行费用。但是，我更喜欢坐在教室的角落，一言不发。我更像是聆听者，而不像是健谈者。而且我没有忘记我卑微的出身，曾作为一个害羞的移民儿童，在笨蛋班里上了一年学。
我的高中老师罗德里格斯女士说我很聪明，应该去上大学。她也是古巴移民，曾在哈瓦那大学教授文学。但是来到纽约后，她的学历毫无价值。为了养家糊口，她成为森林山高中的西班牙语老师。通过在纽约大学夜校学习，她逐步积累了足够学分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她向我介绍了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和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而且鼓励我用西班牙语写诗歌。我是罗德里格斯女士最喜欢的学生，她每周都请我去皇后大道上的雅恩冰激凌店吃厨房水槽圣代。我喜欢听罗德里格斯女士说动听的西班牙语，她说话像唱歌一样。在我们外出的时候，她会向我敞开心扉，但是她从来没有使我忘记她是我的老师。如果我没有用正式的“您”称呼她，她的蓝眼睛就朝我温柔地一瞥，来纠正我的错误。
我和罗德里格斯女士在放学后一起玩了那么长时间，我也没有告诉爸爸妈妈。如果爸爸知道她在为我的将来出主意，他会难过的。他不想让我去上大学。他认为，一个好女孩应该待在自己爸爸家里，直到有男人前来娶她。妈妈理解我，她从家里银行账户上偷偷拿出一些钱供我上大学。
当通知书送达，并且学校启动了奖学金资助，我希望爸爸能够改变主意，高兴起来。可是他非常生气。高中最后几个月，每当吃鸡肉饭晚餐时，我不知道流过多少眼泪，但是我也很难使他相信上大学对我很重要。妈妈在卧室里比我流下的泪水还多，但是爸爸还是告诫她不要让我随心所欲。深夜，我在睡觉的时候把耳朵贴在我和莫里的卧室墙上，他们的卧室和我们卧室相连，我听到妈妈在哭。
最后，爸爸动了怜悯之心，终于同意放我走了。他的让步中带着怒火。可能还有爱，对一个即将离家的女儿的爱，但那时我还不懂。满怀毁灭的感觉，我启程去上卫斯理大学，大学离康涅狄格州的米德尔顿市只有几个小时的路程。即使有奖学金，大学的费用也很贵。在每周一次的通话中，妈妈说我的学业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财务负担。进入大学两个月后，我见到了系主任，制定了一个参加夏季辅导课程的计划，这样我就可以提前一年毕业。读完三年大学之后（包括在西班牙学习一学期），我直接去上了研究生，这一次我得了全额奖学金资助。26岁时，我就获得了博士学位。
迈阿密海滩边的瑟夫康博酒店从左至右：露丝（本文作者），妈妈和莫里年，拍摄者佚名罗德里格斯女士说我很聪明，但是我从来都不相信。我害怕，我必须留在学校，就是为了不变成笨蛋。但是，一直到今天，在学校里我经常感到自己很笨。最近，我和同事、研究生们一起参加我们大学的一场研讨会，我感觉自己可怜得连嘴都张不开，一句漂亮的话也想不起来。
但是现在，我的同事表现出巨大的善意和慷慨，他们提名我为大学教授，一个有名称的教席。
我没有奔跑欢呼，没有把消息告诉视线之内的每一个人，我只是把它放在心里。我一点也不确信我应得这个荣誉。
我甚至没有告诉妈妈和爸爸。
数月以后，终于，有一天，我参加完在亚特兰大举行的学术会议后返家，在机场，我有一点空闲时间，我决定给在纽约的爸爸妈妈打一个电话。
和往常一样，妈妈接的电话。
“他们给了我一个职位，他们称之为—教席。”
“露蒂，你要付出更多么？他们给你加薪吗？”
“一点儿。”
妈妈认为我挣的钱还不够多。当我开始教书的时候，妈妈询问我的工资，悲叹道：“这就是你为什么熬红眼睛的原因？”
“阿尔贝托！”她喊我爸爸，爸爸正在地下室。
爸爸在看一场足球比赛。他讨厌别人打断他，但是还是拿起话筒。
“哈罗，露丝。”
他最近叫我露丝，而不是儿时的名字露蒂。我不知道他是否是在故意拉大我们之间的距离，或者是在提起我三十多年前那种不可原谅的叛逆行为。但是，也许他只是承认我终于不再是他的小女孩了。
“我只是想告诉你，他们给我一个教席。”
“什么？一把椅子？不明白。”
我想方设法解释给他听，但是我结结巴巴地没有解释清楚。“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大学给教授的最高荣誉。”
“他们就那样叫的—教席？”
“也就是说，它是永久的。他们想让我永远在这个大学工作。”
“好的。和你妈妈多说两句。”
他挂断了电话。没说一句表扬的话。也没说一句祝贺的话。
我知道爸爸永远不会原谅阿布罗，因为他强迫爸爸放弃学成建筑师的梦想。爸爸写一手漂亮的书法，他本来也可以设计最漂亮的房子。但是阿布罗要求他挨家挨户去兜售毛毯，因此爸爸最终学了会计。这是20世纪50年代的哈瓦那大学夜校所提供的唯一课程。
来到美国不久，作为一个身无分文的移民，必须重新开始生活，他每周工作七天养活我妈妈、我弟弟和我。周一到周五做文案工作，周末在西班牙哈勒姆区做房屋消毒工作。终于他前进了一步，成为一名纺织品旅行推销员，他常说，他卖的是破烂，在美国没有人想买拉丁美洲商人的东西。
也许爸爸憎恨教育？也许他认为，把这么多宝贵的知识浪费在一个女人身上真是太可惜了。也许我对他作为父亲为我所付出的一切不够感激？我只能猜测他想的是什么，他内心有什么痛苦。做他女儿这么久，我还不能读懂父亲的沉默。
听到闸门管理员用扩音器通知头等舱乘客可以登机的消息，我高兴地冲上前去和其他贵宾乘客一起排队。因为我经常旅行，所以有时乘坐国内航班我可以升级到头等舱，这是他们给我的奖励。在飞行过程中，我可以要足够的水喝，我可以在豪华的座椅上完成学校的功课。老师总有做不完的功课。
随着飞机升入空中，我拿出一支红钢笔，开始批改学生的书面作业。我指出他们可以提高的地方，建议他们如何更清楚、更有力地说出他们想说的话。我想，只要有学生在等待我给他们作业的反馈，飞机就不可能出事。
当身处云端时，我的精力非常集中。我在学生论文空白处写了几十条批语。我总是记得给每个学生写一些鼓励的话。只要付出努力，即使没有特别之处，每个学生也都能得到一颗金星。
当飞机着陆时，我突然想到，爸爸想要的是一颗我给他的金星。虽然我现在年龄也不小了，已经是中年妇女了，但是我也在等爸爸给我一颗金星。
《到得了远方，回不去故乡》
（美）露丝·贝哈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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